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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都地望考释 ——兼论武都地名的由来和迁置

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摘 要:武都一名源起于今甘肃西和县、礼县交界的西汉水流域,最初是指西汉水由南流折向东时因回漩形成的大水泽,即《汉书·地理志》所谓武都县西部的“天池大泽”。颜师古谓“以有天池大泽,故谓之都”,“武都”因此得名。秦汉以后,“武都”由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发生衍化,脱离了源生地,独立为政区名称。因历史地理变迁,西汉水流量减小,“天池大泽”消失。导致后来不能达成文献记载和地理事实之间的印证,从而造成对武都地望的误判和含义的臆解。

关 键 词:武都;古蜀国;天池大泽;移置        


武都一名由最初指称西汉水在今礼县境内由南流折向东时因回漩形成的大水泽,到今天作为陇南市武都区的政区专名,期间经历了繁复的衍化和变迁。因《汉书地理志》中所称的“天池大泽”随着西汉水流量的减小而萎缩至消失,故而后世在考察武都的地望及其来历含义时无法确定《汉书·地理志》中武都县下“天池大泽在县西”这一记载的地理位置关系,导致误将远在八十千米外的今文县天池作为地理参照。又由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与武都相关的蜀王妃的历史传说致使注家多以今四川绵竹之紫岩山(一名武都山)作为武都地望,历史语境的错置造成对武都地望的误判。同时,由于陇南地区在秦汉以前为羌氐部族主要活动区,遂新起了武都为羌语音译说,认为其确切含义不可考。因此,武都的地望及来历含义、历史上甘肃之武都与四川之武都的关系、武都一名的衍化与变迁,都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考订,运用史源学的方法和历史地理的视角,来对这一问题试做进一步的厘清。



01武都的地望:陇南武都与绵竹武都关系考辨

武都作为政区名称,至迟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出现。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秩律》简中就记载有“武都道”,根据墓中同时出土的历谱,其时间当在西汉吕后二年(前186)或其后不久。这一记载与《汉书》中高后“二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的记载相符 。又《二年律令·秩律》反映的是西汉高后二年前后的县级政区,汉初距秦朝不远,其中的大多数汉县当时承袭于秦 。据此,武都道的设立或可以追溯到秦朝。

武都作为地名,据传世文献的记述最早出现于先秦古蜀国时期,汉扬雄《蜀王本纪》载,“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伊呜之声,六曲以舞之。”同书又有“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之精也。蜀王娶以为妻。不习水土,疾病欲归,蜀王留之。无岁,物故。蜀王发卒之武都担土,于成都郭中葬之。盖地三亩,高七丈,号曰武担。”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按两书前后文记载,此时的蜀王为末代蜀王,纳武都女子的时间当在周显王时期,当时秦国为秦惠文君。杨雄是蜀郡成都人,所处的时代距离古蜀国已较为久远,可见他接触到的“蜀王纳武都女子为妃”的历史资料已经传有两个版本。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时采取其中一种记述,并加以增饰,意在突出蜀王好色误国的形象。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的记载尽管有涉神异传说的性质,但其中所记载的地名及风物却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地理区位的认知。两书中武都是指同一地,具体地理位置在今甘肃陇南市一带。但历来多以四川绵竹之紫岩山(一名武都山)为《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载之武都。宋代祝穆《方舆胜览》:“武都山,在绵竹县,即蜀王妃所生之地”。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武都山有玉妃溪,《成都耆老传》载,妃与五丁同生,父母弃之溪。后闻呱呱声,就视,乃一女五男,女即蜀妃,男即五丁。故《华阳国志》云,武都山精化为美女也”;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引《蜀中名胜记》《方舆纪要》,谓“武都”指绵竹县北三十里之武都山(紫岩山)。并以武都为城邑名,在今绵竹,非甘肃之武都。考绵竹之武都山,一名紫岩山、绵竹山,位于今四川省绵竹市北三十里。其实,绵竹之武都山得名甚迟,应在晋宋之间。据《宋书·地理志》:“怀宁太守,秦雍流民,晋安帝立”、“始康太守,关陇流民,晋安帝立”、“晋熙太守,秦州流民,晋安帝立”,是晋宋之际,关陇战乱不休,大量流民进入四川,政府在流民聚居之地设置了许多安置点;又以故土沦陷,便又设立侨置郡县,在今绵竹置有南武都县。《隋书·地理志》:“绵竹,旧置晋熙郡及长杨、南武都二县。” 当民众大规模地由一地迁住另一地后,出于桑梓情结,往往把原住地地名也带到侨居之地。武都流民定居于绵竹后,遂称绵竹紫岩山为武都山,而土著仍称旧名,因此同是一山而有绵竹、紫岩、武都三名。是绵竹之武都山因在境内设置南武都县而得名。且《华阳国志》卷三中有紫岩山,而未提及武都山,是东晋常璩的年代武都一名尚未移置。至于绵竹武都山蜀王妃的传说,应该是南武都县设立之后,武都侨民呼紫岩山为武都山,又以其地靠近成都,土人便以传说附会。

而且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的记载来看,如果武都在蜀地而非甘肃,那么便不需重言武都人“将其妻女适蜀”;同时水土气候不应该不习惯到疾病濒死的地步,由此可知两书中此处所言武都不在四川境内。《华阳国志》一书出现武都凡二十余次,皆指甘肃之武都,按史志通例,此处若指他处,不应该不预作说明。又《蜀王本纪》中说蜀王为留下武都女子而作“伊呜之声”给她听。“伊呜之声”应该与李斯《谏逐客书》中“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相近。“歌呼呜呜快耳”的“真秦之声”即秦人东迁之前位于陇南地区的传统音乐,亦即武都女子故乡的音乐。当时秦人地处今陇南地区,文化落后,音乐也简陋粗糙。武都女子病卒之后,蜀王派遣兵士到武都担土,也应当是出于让武都女子死后可以安习故乡水土的迷信。又作《陇归之曲》,也是出于以上原因。从后来西汉设立武都郡所管辖的范围来看,当时的武都是一个泛称,所涵盖的地域基本与今天陇南市范围相当,往南便是四川,而并不仅仅指今武都区范围。又因为由陇入蜀路途艰险,不能行车,便以担挑。蜀王在成都城中埋葬武都女子,称其墓为武担,或即墓土自武都担来之意。

因此,武都作为地名最初源起于今甘肃陇南市,在先秦古蜀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后来在晋宋之际因为关陇地区发生战乱,武都一名随着政区变更和郡县侨置,迁移到了他处。



02武都名称的源起:“天池大泽在县西”解

武都作为地名出现时间当在战国或更前,最初源起于今陇南市境内,但对于其得名的由来却一直多有争议。《汉书·地理志》武都郡下有武都县,谓“天池大泽在县西”。唐代颜师古注解为“以有天池大泽,故谓之都。”“都”为水泽意,区境西部有一面积较大的水域,武都因此而得名。

“武都”原初应作“武豬”,“都”是古文“豬”的今文写法。“都”为水停蓄之意,可与豬、瀦、诸等字互训,皆是水汇聚停蓄后再流出的意思。《尚书·禹贡》:“大野既豬”。蔡沈集传:“水蓄而复流者谓之豬。”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引段玉裁说:“古文豬,今文作都,俗作瀦。”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豬、都、诸,俱声相近,古假借用之。”司马迁在撰写《史记》引用《尚书》中的原文时,将其中的古文大都作了今文改写和训诂。前引《尚书·禹贡》“大野既豬”,《史记·夏本纪》中作“大野既都”,即是将豬改写为都。《夏本纪》又有“道菏泽,被明都”,司马贞《史记索隐》:“明都,音‘孟豬’。孟豬泽在梁国睢阳县东北。《尔雅》《左传》谓之‘孟诸’”。是“都”为“豬”的今文写法,均与“诸”、“瀦”通假。“武都”原初作“武豬”,汉代经过今文改写确定为“武都”。其背景是汉代将儒家经典用当时通行的文字(今文)写定,相应地对于其他当时存在的古文也做了今文改写,“武豬”确定为“武都”当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根据《汉书·地理志》及颜师古注,武都政区名是在原武都水泽名的基础上衍生来的,并且武都道与武都水泽有着确定的位置关系。今西和县有“武都故城”,即汉代武都道治地,而且之后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秦州、北秦州、仇池镇、仇池郡均位于此。据《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省卷,武都故城确切位置在今西和县洛峪镇楼房村东200米处,又名羊马城,“城分内、外城,内城称为旧城,外城为新城。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0万平方米,外城墙垣已毁,内城墙垣断续残存五段,残长约70米。城墙夯筑,基宽5.1米,顶残宽2.2米,残高4米,夯层厚约0.17米。城内、外曾出土有汉代灰陶罐、石磨、铁釜及宋元时的黑釉、豆绿釉瓷器。城外有大量汉、宋、元墓葬。”

武都道因武都水泽得名,确定武都水泽的地理位置可以深入考察武都道设置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战略考量,但历来对于《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天池大泽在县西”异解迭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武都县注认为“仇池山旧名武都山,缘为郡名”、“武都山名仇池,谓其上原有二大池也”,是说以今西和县仇池山的故仇池为《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天池大泽”。仇池本指在今仇池山上的水泽,汉魏之后,仇池水域渐渐萎缩,便径呼为仇池山,至唐代杜甫游览时仅余十数眼泉水,“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然仇池山位于今西和县南部大桥镇,呈南北走向,北部为西汉水与洛峪河交汇的河谷。仇池所在的仇池山在武都道治所南部,也在武都道区境南部,而不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县西”。又《武都县志》因误以汉武都道治地在今武都区而将西南方向的文县天池作为《汉书地理志》的“天池大泽”。又文县天池位于武都道治所西南方向80千米,在汉代属于阴平道,武都道不应该以相隔如此之远相邻政区的自然地理实体作为命名的参照。

《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位于“县西”的“天池大泽”应该指的是西汉水从今礼县境内由南流折向东时因回漩形成的大水泽。西汉水发源于今天水市秦州区齐寿乡寨子山,西南流经小天水、盐关、祁山堡,至长道镇入礼县境,绕香山东麓折向东南,于蒿林乡卢家庄进入西和县,于大桥乡桑家河村流入成县、康县境。《汉书·地理志》谓“天水、陇西,山多林木”,秦汉时期这一带分布有大片的森林,起着很好的涵养水源的作用。西汉水沿途汇入大小河流十数条,流量渐次变大。沿今礼县香山东麓南流后在雷坝镇折向东去,海拔从1250米下降到1150米左右,转折处地势开阔呈扇状,高程落差使得此处形成巨大的水流涡漩,出现了面积较大的水域,即《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天池大泽”,《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益州刺史部北部图即将天池大泽标在西汉水南流东折处。西汉水流向改变回漩形成大水泽,即为武都,随后用作武都道、武都郡政区名称。后来因人为干预和河流治理,西汉水流量变小,河道收紧,原初的大水泽消失。致使后来在引《汉书·地理志》来描述和论证武都的来源、地望及相关史事时往往发生地域误判和时空错置,而将其他地理实体作为武都得名的参照,从而在基本地望发生误判的情况下误导了后续的衍生性研究。



03武都一名的变化:从原生到移置

武都一名,最初来自于今礼县境内西汉水在南流东折处因回漩形成的大水泽,由于自然地理实体具有很强的地理标志性,遂用作政区名称,这也是我国地名命名的基本原则之一。武都一名经历了由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向政区地名的衍化过程,政区的更易与迁置使得武都一名所指称的对象和范围发生了改变和扩大。其后,由于历史地理形貌的变更,武都作为水泽的实体消失,原初指代的政区发生了移易,就导致了原生地名、衍生地名、后起地名的混淆。


从《汉书·高后纪》《地理志》以及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可以知道,武都由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到政区名称的衍化和转换至迟在西汉初就已经完成,其后作为政区名称的武都经历了多次变化和移置。汉初武都道或沿袭秦制,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武帝元鼎间攻取南越后,以“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即设立武都郡,此时武都郡与武都道治所均位于今西和县洛峪镇。汉王朝设立武都郡后采取因地制宜的统治政策,民族地区新置的郡县不需要按照中原农业社会那样缴纳赋税,而只需要根据地方实际为郡县官吏提供衣食财物等,即《汉书·食货志》所谓“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同时新置的地方郡又不时有小规模的反叛活动,杀掉地方官吏,“而初郡又时时小反,杀吏”。一开始汉王朝因国力强盛可以调兵平定反叛,“汉发南方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东汉时期,从光武帝建武年间至顺帝永和年间,武都郡境时时遭到羌族的侵扰,汉王朝无法有力控制这一区域。《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二年,“参狼羌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讨降之”。之后中元元年、元初元年、阳嘉三年、永和五年不断发生参狼羌、先零羌、且冻羌等部侵袭武都的事件。东汉政权在无力反击的情况下,将郡治移至下辨,又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将武都郡徙置右扶风境内,原领下辨、武都、上禄、故道、河池、沮县、羌道等县道皆弃治。之后又有移置。据《魏书·地形志》载,太平真君七年(446)置仇池镇。正始元年(504)年底梁夏侯道迁以汉中降魏,北魏遂改仇池梁州为南秦州,治洛谷城(即今洛峪镇)。与此前后,武都郡改治今武都区石门镇,至此,武都作为政区名称便与它的源生地脱离了关系。晋宋之间,关陇地区因战乱使得南秦州流民移居四川境内,东晋隆安二年置晋熙郡,设有南武都县,即用以安置来自于南秦州原武都县的迁徙民众。从此,武都政区地名因郡县侨置而迁移到今四川绵竹,又由于流民的桑梓情结将原绵竹自然地理实体命以旧地名称,而后绵竹居民以蜀王妃传说附会。遂使得武都这一地名的地望以及含义也随着政区变化而变得扑朔迷离、不可究诘。

武都作为政区地名因治所迁移以及郡县侨置脱离了它的源生地,又随着魏晋以后西汉水转折处大水泽的消失,武都便彻底成为单一的政区地名而不再指称自然地理实体。政区移置往往造成地名指称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同时也造成指称对象的移易与分合,武都一名由水泽名到政区名,再到出现移置地名和衍生地名,反映的就是地名作为一个指称符号在不同的历史空间中呈现出的衍变脉络和转化轨迹。



04结语

武都一名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产生的,既具备作为普遍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又呈现出在历史地理条件影响下的鲜明印记。秦汉地名因为历时久远,在考定其地望以及含义时需要综合考量该地名出现的历史语境,语言文字的变化以及政区范围的更易使得同一个地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存在不同的书写方式和指称对象,这就需要在纵向的衍化和横向的比对中还原地名作为社会文化符号的动态变化过程。

武都最初指称西汉水在今礼县境内由南流折向东时因回漩形成的大水泽,自然地理实体显明的标志性使这一片水泽在不论在日常生活还是战略意义方面都具有了重要的地理指示作用。设立政区时将这一在当地沿用已久的名称直接确定为政区名,符合行政区划管理的基本构想,也符合西汉政府因俗治理的政治方略。历史上的政权更迭和区划变更造成了武都一名指称对象和范围的变化,晋宋之际的郡县侨置以及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地名比附和派生,使得武都一名在移置的同时也造成了地望和含义的混淆。还原武都一名产生的历史地理情境,追溯它由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到行政区划地名的衍化轨迹,从而确定其地望就是位于今礼县境内西汉水由南流折向东时形成的回漩。武都衍用作政区名称之后由最初位于洛峪城的武都道、武都郡,后来迁置到别处,进而作为侨置郡县而移至今四川绵竹。同时,武都作为地名源起的水泽因西汉水流量变小而消失。历史地理的变迁和复杂的政区更迭使得武都脱离了原初指称的对象和范围,也对地望考定和含义辨析造成了困境。通过文献梳理、地理考察,并结合史源学方法,考定武都的地望,结合具体历史语境来探求它的起源和含义,从而厘清武都作为地名与自然地理、古代民族分布和行政区划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为研究与武都相关的秦汉魏晋史事做进一步的史实廓清。



文章作者:武江民 裴文锋 党国锋 李晓蓉

文章来源:《档案》2021年 第1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

编辑:郝志坚

校对:郭会敏

责任编辑:吴泓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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